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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戈尔对中国心向往之，其祖父和父亲都曾到访中国。虽然自幼深受印度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学的影响，但泰戈尔在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对中国文化的向往、对东方文明的敬仰。他认为，中国诞生过一些有大智慧的人物，两国应该相互学习、相互借鉴。1924年，泰戈尔访华，第一次演讲时说，自己是“为求道而来”，“犹如一位敬香者，来向中国文化致敬”。

于坚：在泰戈尔所处的时代，大部分诗人崇尚的是未来主义。当时意大利诗人菲利波·托马索·马里内蒂(F. T. Marinetti)发表了未来主义宣言，赞美现代工业文明和科技，认为它们改变了传统的时间与空间观念，赋予世界“速度美”。他认为未来的文艺要反映现代机器文明、速度、力量与竞争，猛烈地批判传统文化，甚至号召摧毁博物馆、图书馆和大学。马里内蒂在世界上影响很大，许多诗人趋之若鹜，泰戈尔却反其道而行。

泰戈尔用孟加拉语写诗，也写小说，画画、作曲，写了72年。他创造的作品太多了，诗集52部，散文集50多本，12部长篇小说、100多篇短篇小说，还有大量歌曲……真可谓一条“恒河”。泰戈尔的诗是赤脚写的，歌颂大地、故乡、花朵、女人、爱情和神灵，他也关心底层农民。晚年的照片显示，他不仅是精神领袖，也是社会领袖，接见潮水般前来朝拜他的代表团。他不喜欢现代派。他揶揄同时代诗人艾略特、庞德等，视他们为恶作剧的顽童，他认为西方现代派诗歌是“无人参与的诗”。

在泰戈尔访华前，中国爆发五四运动，部分人主张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，甚至有人喊出“汉字不灭，中国必亡”。泰戈尔来中国时，对诗人们说，“我亲爱的中国朋友，你们不要去乱学西方，以免中华文化被物质所迫，濒于危险之境。”他演讲的那个礼堂现在还在南京东南大学内，我前年还去过。他的一些话，那个时代的诗人听不懂，有人拂袖而去。

于坚：我青年时代，便受到泰戈尔影响。我最早写诗是写古体诗，非常喜欢王维的《辋川集》。1973年我在昆明华山西路偶然买到一本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，“夏天的飞鸟，飞到我窗前唱歌，又飞去了……”“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。”他的诗就像一个词语组成的花园，读后感觉像是被闪电照亮。泰戈尔的诗歌与王维的诗作一样能够引发读者对人生、自然和宇宙的思考。他们是一种世界观。王维和泰戈尔都是我人生中最伟大的老师，未谋其面，深受其教。

于坚：印度曾经深刻影响了中国。我少年时，就对《西游记》很感兴趣。我后来到印度去，就是想看看玄奘到过的地方、诞生了泰戈尔的地方。文化在国与国交往中发挥着潜移默化、润物无声的作用，云南处在亚洲文化十字路口，过去大理的三月街91果冻制片厂林予曦，常有印度的商人、僧人骑着大象到访。昆明有条街叫象眼街，印度人来了就把大象拴在那里。现在交流还在继续，比如《滇池文学》杂志一年一度的滇池文学奖，评选的作家遍及东南亚。